晚清,从扬州走出去的外交官卞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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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明铧晚清出任日本长崎正领事官的卞綍昌(-),是扬州仪征人。今扬州广陵路仍有其故居,虽然已经破败,但是规模之宏大依然可见。

出身于扬州宦官之家卞綍昌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獧盦,出生官宦之家,为卞宝第次子。善饮,工书,中优行廪贡生,就学于南菁书院,先后娶广东廉州知府张丙炎四女、清廷重臣张之洞长女为妻。捐纳同知后,先在广东试用,承办新式企业,后任驻日本长崎正领事官、农工商部商务司行走、铁路南段总稽查、湖北候补道员等。卞綍昌,可以说是从扬州走出去的外交官。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调卞綍昌充任随员,并派其充任日本横滨领事、长崎正领事官。三年后任满,清廷出使大臣杨枢奏保卞綍昌为道员,工作则仍留原差。光绪三十三年()卞綍昌再次差满,杨枢以其“保护华侨异常出力”再行保奏。次年二月农工商部调其在商务司行走,四月督办铁路大臣调其担任铁路南段总稽查。卞綍昌先后在日本任外交官七年,即年至年。在此期间,卞綍昌最突出的贡献,是以清廷驻长崎领事的身份于年倡议创办长崎华侨学校。在侨胞赞助下,该校成为当时日本九州唯一的华侨学校,校址最初设在长崎大浦町的孔庙。日本的华侨教育始于何时,迄今未有确凿稽考。日本明治时代,华人郑敏齐担任日本德川幕府末年的唐通事,他通晓满语、英语,曾倡导教育,传授译事。其后又创办译家学校(唐通事学校),教授汉语和英语,可谓日本华侨办学之嚆矢。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也曾在日本创办华侨学校,教授中文,造福华侨。与横滨、神户的华侨学校由革命党人或保皇党人兴办不同,长崎华侨学校则由并无政治色彩的长崎领事卞綍昌倡导创办,并得到清廷认可。校名起初叫做“私立时中两等小学堂”。校名“时中”来自中国古代经典《中庸》,《中庸》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古训。这是希望华侨子弟能够明白自己的处境,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所谓“两等”即初等与高等,初等学制五年,高等学制四年。后来更名为“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

在长崎创办华语学校“私立时中两等小学堂”所在的长崎孔庙,是光绪十九年()清廷驻长崎总领事张桐华呼吁建立。这也是日本现存十四座孔庙中唯一完全由华人兴建的孔庙。十二年后的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在长崎第七任总领事卞綍昌的奔走呼吁下,清廷再次出资,卞綍昌也带头捐款,加上华侨的踊跃捐助,在孔庙内修建起日本九州地区唯一的华人学校。从此,华侨子弟在这里接受祖国的母语教育。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开学时,有男生近五十人,女生十馀人。到年,学生达到二百人左右。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悍然侵华,华侨大批回国,学生骤减到六十人左右。年日本战败,学生人数逐渐增加。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华侨逐渐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子女也纷纷进入日本学校,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的学生再次减少。年,这所学校送出了最后两名毕业生。这所学校从建校至此,一共送出两千多名毕业生。年,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顺应时代变化,改为“长崎时中语学院”。每逢周末,这里有二十多名华侨子女来补习中文,还有日本人在这里参加中文的入门、中级、高级班。长崎的中国留学人员,则在这里担任教师。卞綍昌除了在长崎办学,还在日本遇到一场意外的纠纷。年冬,革命党人黄兴接到旅日华人刘师培的举报信,揭发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背叛本党”,主要内容是说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因为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章太炎对此并不隐瞒,他对刘师培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这时清廷驻长崎的领事是卞綍昌,又因为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故章太炎请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是何震赶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请她与卞綍昌和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生怕何震一人办事不可靠,又让刘师培回国办理。刘师培、何震都认为此事不会成功,后索性向革命党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因为黄兴的冷静,此事并未发酵。事件之始末,虽然牵涉到卞綍昌,实与卞綍昌关系不大。

卞氏一家人才辈出卞綍昌的祖父卞士云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巡抚。卞綍昌的父亲卞宝第官至福建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扬州诗人陈含光诗云:“两世棨戟遥相望,同时七印何辉煌。”这是当时卞家显赫地位的真实写照。卞氏一家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卞綍昌之兄卞绪昌,官至安徽按察使,后在安徽巡警总局设交通股时,为首任巡警道员。为了提倡新风,曾亲自在城内繁华处站岗执勤。卞绪昌年轻时随父亲卞宝第在湖南、福建任所生活,眼界见识日宽。四川总督奎俊认为他是“新式人才”,特写奏章,向朝廷推荐,奏章中说:“该员优居里,志切匡时,外而交往之宜,内而吏治之要,思虑深远,识见明通。自少随父之任,遇事留心,于各省吏事、民情、利弊、得失,洞若观火,才华越发,议论和平。”换言之,卞宝第在福建办洋务时,卞绪昌也跟随学习,吸收新知,并研究政治民情,只待有机会实践,便可以为朝廷出力。

卞綍昌的侄子卞白眉自幼攻读经书,时值慈禧专政,朝政腐败,国势衰退,康梁变法,卞府乃于扬州成立洋书房,聘请日本教师小林健吉及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锡庚等人,教授子女英文、日文及其他科学知识。卞白眉学习新学二年后,捐补为太常寺博士,移居北京。卞白眉目睹晚清朝野昏庸无知,毅然弃官,赴美留学,于年至美国考入白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取得学士学位。辛亥革命成功后,卞白眉于年回国,筹建中国银行。年中国银行正式成立,卞白眉任发行局佐理,后升任总稽核。年因反对北洋政府,辞职移居天津,筹办中孚银行。年重回中国银行,任天津分行副经理,不久晋升为经理,直至抗战爆发,离津去港。其子有科学家、医学家、银行家,大多移居海外。卞綍昌工书,他的汉隶与谭大经的篆书、王景琦的真楷、卞斌孙的大草称为近代扬州书坛“四绝”。据说他晚年在扬州,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卞綍昌的隶书,用笔沉健,结体工稳,元气淋漓,格调高雅。论者认为,这与卞綍昌的学识修养分不开。卞綍昌从汉碑吸取神髓,加上家学渊源,个人心得,才独树一帜。他擅于交往,与日本画家江上琼山、海上名家戈湘岚等均有交往。江上琼山《洞天一品图》有吴昌硕、卞綍昌等人题咏,戈湘岚《八骏图》有卞綍昌题识。卞綍昌常与扬州名家王景琦、陈含光、包契常等联手创作。卞綍昌的书法润格很高,但不要现钱,只要拿名人作品交换。扬州民间多有卞綍昌墨宝。他赠陈重庆一联云:“垂杨荫涂,成安平域;美稼乐利,书大有年。”镌刻在瘦西湖碑廊中。他本人也是收藏家。辛亥革命后,卞綍昌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寄情丹青。年去世,葬于扬州仪征刘家集塘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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