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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千年漕运古镇的仪征，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说自信，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可能让人们产生错觉，因而对仪征与大运河的关系出现误读，似乎两者之间了无关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运河改道由六圩入江。起初仪扬河东起湾头，西至仪征泗源沟入江口。后来湾头至瓜洲入江口改称“古运河”，比瓜洲运河更加古老的仪征运河却保持了新中国建立后始定的河名仪扬河。大运河申遗成功，仪扬河又没有列入名录。在这样的情势下，仪征该不该或者说能不能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自信又从哪里来？

回答这个问题，这里要借用两句话，一是“从历史深处流出的大运河”，这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考察报告中对中国大运河的精妙称说。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答案就在其中，自信来自于历史。

历史上的仪征与大运河联系紧密，兴衰相依，运河兴盛，仪征繁华；漕运结束，仪征衰落。漕运是大运河的基本功能，隋唐大运河的形成带动了扬州的高度繁华。因为建置的关系，当时史料中记载的一些扬州史事其实是发生在仪征，如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十八年（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条上便宜曰：“然送江南租庸调物，以岁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通以）上。”这时瓜洲运河还没有开通，江南漕船必须逆流西上，进入仪征运河才能到扬州，所以这里说的斗门必然是在仪征运河入江口。即便如此，历史上的仪征——白沙还是屡屡见诸于史料，如白沙巡院和扬州巡院并列于刘晏设置的十三巡院之中，不久一同改为纳榷场，大约六十年后又同时“依旧为院”，可见当时的白沙在漕盐运中的地位已经十分重要。

到了宋代，真州取代了隋唐时期扬州在漕运中的地位，成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治所。史载“凡水运自江淮、剑南、两浙、荆湖南北路远，每岁租籴至真、扬、楚、泗四州，置转般仓受纳，分调舟船，计纲溯流入汴，至京师。”⑴转般仓一共有七所，三所在真州，泗州有二所，楚州、扬州各一所。宋代文学家楼玥著文称：“维扬、楚、泗俱称繁盛，而以真为首。”⑵《辞海》“真州”词条亦注称“繁盛过于扬州”。

宋时的真州“总天下之漕”⑶，地位自然也高于楚州（今淮安）。北宋时楚州设淮南转运使司，初设副使两员，后一员移置庐州(今合肥)。南宋时因为战争，设置于真州达一百多年的江淮发运司于绍兴二年（年）正月废罢，但是“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的地利犹在，在漕、盐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而楚洲不再通漕，随即治庐州者移治舒州(今安徽潜山)，即淮西转运司。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是为淮东转运司。淮东即宋时淮南东路的简称，和淮西（淮南西路）相对。淮东所包括的范围包括扬、楚、海、泰、泗、滁、真、通八州，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淮安、南通、盐城、滁州、泰州、连云港、宿迁等地区。

宿迁境内遗存的古代河流

此后元、明、清历代，仪征运河在漕运中仍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明为例，《明史?河渠志》记载：“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湖而会于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瓜仪之间”指的是什么？就是仪征运河。如此等等，诸多史实，载于史，记于文，足以承载起仪征的运河文化自信。

大运河沿线城市众多，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不同，各有特色和优势。以淮安和扬州为例，淮安优势在漕，扬州优势在盐。仪征的优势，则在于两者兼备，漕盐俱兴。

唐代自刘晏起盐铁和转运逐渐合一，用盐利补充漕运经费的不足，开创了漕运的全新局面。宋时将这一体制和制度发挥到了极致，李沆任发运使后，置仓建安（真州），淮盐自通（州）、泰（州）、楚（州）运至真州，江、浙、湖、广以船运米入真州，漕船回程则载盐，而散于江、浙、湖、广，史称“转仓法”。宋时著名学者黄履翁评价说：“此之发盐得船为便，彼之回船得盐为利。国不匮而民亦足，费益损而利益饶。漕盐统于一人，转运资其两便，此李沆之立法善也。”⑷此后仪征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优势，漕运延续到清乾隆四十年前，城区盐运直到咸丰十年结束，十二圩自同治间起又延续了一个甲子。

不过仪征漕盐运并非始于宋，唐代已经成为重要运道和集散地，并且设置了管理机构。这些均有史为证。

为了加强管理，打击走私，刘晏在盐的主要产区和经销地区设置了十三个巡院。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今淮阳、许昌）、汴州（今开封）、庐寿（今合肥、寿县）、白沙（今仪征）、淮西（今汝光）、甬桥（今宿县）、浙西（今镇江）、宋州（今归德）、泗州（今泗县）、岭南（今广州）、兖郓（今滋阳、东平）、郑滑（今郑县、滑县）。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

后来又置扬子巡院。《资治通鉴》记载：“扬州扬子县，自大历（-年）以来，盐铁转运使置巡院于此，故置留后。”由于唐、宋两朝扬子县治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唐在今“新城以东、瓜洲以西境”，宋在今仪征城区，后世关于扬子院的地点存在不同的说法。不过郝经《镜薌亭记》明确记载，宋使馆镜薌亭在真州子城内，“亭则真古扬子院，今运司后，其东南垣墉则扬子故县城也。”作为学者，又在真州长达十多年，郝经之说应该可信。

《资治通鉴》

白沙巡院和扬子院是两个机构，并非一回事。白沙巡院起初主要职能是打击私盐，后来又有榷税和交易的职能，同时具备粮食大型储藏转运功能。扬子院置留后，是江淮地区漕运和盐务的主管部门，属于国家机构，“帝命分留务，东南向楚天。”⑸扬子院的管辖范围和权力远远大于白沙巡院，白沙巡院（纳榷场）是扬子留后辖下的管理机构。

江淮置扬子院后，形成扬子、河阴、永丰三仓为枢纽的漕粮转运线，江南诸省上缴的税谷经长江运抵白沙，再由白沙转运。仪征运河作为大运河的正派和漕盐主要运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中二年（年），田悦反叛，动乱之时，仪征运河越显重要。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又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

在地理位置上，仪征运河尤显突出。就古邗沟而言，仪征居江口，楚州居淮口。唐宋之前长江风险和运河“只患水少，不患水多”是主要矛盾，许多新技术和水工建筑应运而生，如东晋的欧阳埭、唐时的斗门、宋代的复闸以及“借塘济运”“车畎助运”等等，这些先进水工设施和技术都是首先出现在仪征运河上。直到明以后黄河夺淮，黄淮治理成为主要矛盾。仪征沿江保运口和运道畅通同样进行的艰苦卓绝，特别是清嘉庆后仪征运河形成内河、外河并存，互为表里，内受淮水，外受江水的特殊局面，书写了运河和盐运史上不平凡的一页。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功能定位是打造“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各地应当具有个性化的地方元素，具备鲜明的地方特色。在这方面，仪征有不利因素，主要是受到战争和自然力的影响，许多历史遗迹几乎无存，一些重要历史资源已经十分模糊，甚至流失。但是有利条件也很明显，如前文所述，历史厚重，优势突出，现存“点”“线”地方特色鲜明，加上众多历史人物，史料翔实，文化内涵丰富。

“线”即仪扬河，其前身就是自东晋永和中流淌而来的仪征运河。仪扬河的历史比定名“古运河”的瓜洲运河还要早近四百年。东晋、南北朝叫“欧阳埭”，隋唐时期称“漕河”“官河”，宋代名“淮南漕渠”“真楚运河”，元代为“淮东漕渠”，明清时期属“淮扬运河”。今天的仪扬河仍然具备灌溉、防洪、航运和生态功能，是活化的历史文化遗产。河道还建有龙舟赛区景观公园。现在的重点是传承保护，提高工程标准，建设绿色生态长廊。作为文化带建设的主线，仪扬河具备串连起各个遗产点和历史人物的有利条件，成为闪耀着历史元素和地方特色的的文化线、生态线、景观线。

“点”即遗产点，包括工程遗产、漕文化遗产和盐文化遗产。历史上为了调节水源，控制水位，兴利除弊，方便通航，仪征运河上先后建设了不同功能的水工建筑，不断出现新的水工技术，创造了以塘潴水、以渠行水、以坝止水、以涵泄水、以澳归水、以闸平水过船通航的水工建筑联合运用的生动局面,工程遗产十分丰富。

漕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有东园和陈公塘。陈公塘筑于东汉，自唐至明长期为大运河补充水源，在漕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公塘废毁于明代，残存的大堤遗址被称为“龙埂”，葛崙《五塘图说》云：“登龙埂，望三十余汊之水，甚为广衍。”民国《甘泉县续志》记载：“今白洋山西南地势低洼，塘田及龙埂犹存，陈公塘故址当在是。”年仪征市文化部门将“陈公塘龙埂”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当地保留的“官塘”“龙埂”“塘田”等地名作为历史文化印记犹存。

东园与漕运关系极其紧密，欧阳修《东园记》说得很清楚:“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为其判官。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予以谓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先后，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东园后来毁于宋金战火，但是仪征人始终不能忘却，尽管时世变迁，自南宋起多次重修复建，东园情结一直延续至今。

盐文化遗产主要有天池（大盐塘）、大码头、十二圩。天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时的平津堰、北宋的澳河和南宋的莲花池，更与漕运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时成为盐船集中停靠之地，是淮南盐掣验之所。大码头名称的由来直接与盐运有关，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引旧志记载：“盐厅，即都会桥下大马头。”其名气明末清初已经响遍了大运河沿线。十二圩自清末起成为淮盐集散地，充当了一个甲子的“盐都”。

历史人物包括治水人物、漕文化和盐文化代表人物。古代仪征治水人物众多，如陈登、乔惟岳、陶鉴、郭昇等，为运河整治和漕运保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仪征漕、盐运自唐宋直到明清以至民国，历史悠久，涉及人物数以百计。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宋时可考者发运使九十人，副使五十人，判官八十八人，运属二十二人，凡二百五十一人。”其中杨允恭、李沆、许元、薛向曾主持北宋历次漕运制度改革，也为真州繁华创造了条件。而论漕文化代表人物，当推许元、米芾。许元在真州工作十三年，先后任判官、副使、发运使，东园和《东园记》是古代仪征最重大的文化盛事之一，许元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策划者。米芾是发运司属官，虽然职位不高，在真州只工作、生活了一年多，但是却留下了为鉴远亭、壮观亭题匾，与苏轼等文化名家相聚的诸多佳话。

盐文化代表人物分为盐官和盐商两类。盐官中代表人物有曹寅、曾燠等。曹寅担任巡盐御史期间，常驻仪真八年，由于是与妻兄李熙轮值，严格地说是四年。曹寅在仪真理盐务，游山水，编诗集，做学问，可谓怡然自得，风流儒雅，足迹遍布天池、东关闸、沙漫洲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更是盐文化和仪征地方历史文化闪亮的一页。曾燠先后两次赴两淮任职，时间长达十多年，经常“因公事小住真州”，重修都会桥，整修带子沟。同时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瑕联宾从之欢，习揽山川之胜，”曾为“西溪九曲之游”。又为孝女张巧姑作长诗《仪征张孝女行》和纪念碑文。因为提倡风雅，故有“东坡今日”之誉。

明代盐业实行商贩制度，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盐商，其中又以徽商为主体，不少徽商举家迁徙后定居仪真。他们热心教育和社会公益，园林建设也进入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汪士衡、巴光诰等等。

“仪真往来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这是仪征人非常熟悉又引为自豪的诗句，愿仪征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能够把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推动实现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新的时代。（仪征史志宋建友）

⑴引自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⑵引自南宋楼玥《玫瑰集》之《真州修城记》。

⑶引自明邑人蒋山卿《河渠论》，载于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

⑷引自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

⑸引自唐许棠诗《送李员外知扬子州留务》，载于清编《御定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