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金小平
摘要：同治年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十二圩淮盐总栈题写了“东南利浦”四个大字，后人将它高挂于总栈大堂之上。[1]时至今日，原来的牌匾也因时间的流逝不得而见，也没有人对其字义进行过认真的剖析，本文通过当时淮盐总汇十二圩特有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种文献进行考证，基本确定了这四个字的含义。
关键词：十二圩；淮盐总栈；曾国藩；东南利浦
一、清末淮盐总汇十二圩的地理位置
长江是造物主赋予我们中华大地的一条母亲河，浩浩荡荡地自西向东，奔流到海；大运河是我们祖先人工开凿的一条巨型运道，自北而南，犹如玉带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光洁悦目，这两条名列世界第三和第一的著名河流在中国东部近海地区组成了一个金色的坐标，十二圩幸运地落在了这个坐标的原点之内，可谓得天独厚。[1]
十二圩位于素有“风物淮南第一州”之美誉的真州东南十二里。其南临长江，北枕仪扬运河，是同治后期淮南盐从大运河出江至扬子四岸的唯一通道。《辞海》对十二圩的注释是，“在江苏省仪征县南部。旧为淮盐运销总汇，现仍为长江北岸重要市镇。”[2]《辞海》中有关它的条目，可见十二圩的名气和地位，这实在是因为，一个圩能发展成一个在民国时期世界地图上唯一被标注的小镇，世所罕见。
《光绪两淮盐法志》卷十九·图说门对十二圩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做了详细的解读，“吴人谓隄曰圩，本名浦新洲，民筑圩而居，以次第析之曰十二圩，统其数也。今尚有头圩二圩诸名，而亡者数圩，又有所谓十三圩者盖稍易其旧矣。厥地当仪征县治东南十二里，东北四十五里至扬州，水程曲多二十里，南临大江北枕福德洲，隔河旧港，东依新胜条洲，又东一片柴洲，西接沙河，又西白兴洲。初僅耕氓编芦为舍苫，亦以之地势卑下，水涨常侵榻。自设栈，稗贩逐利者日集沿江泊船处立码头，分为十三帮，岸上纵横设肆、建公所、造神祠，迤逦断续至旧港，居然一小水会矣。依水植杨柳，荒地自生蒹葭，腴壤种稻，上下一碧，风日妍娱，表裹江河，帆樯林绕，亦一胜也。前因六濠口坍隄，移栈于此，盐艘聚泊，始无虞焉。”[3]
二、盐务总栈落户十二圩的历史背景
清咸丰年间设淮盐总栈作为淮盐储运中心，总栈初设于泰州，后迁至瓜洲。同治九年（），瓜洲盐栈历经了8年淮盐运销使命，终因“地效不灵，江潮肆虐，濠地逐坍，无可补救”而落下帷幕。
然而仪征半山半圩，天生丽质，圩区水网密布，拥有稳定、顺直悠长的岸线，具备成为食盐储运地点的先天条件。早在同治四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为安置湘军、恢复经济、方便盐运，时任两江总督、两淮盐政曾国藩就曾提议将淮盐总栈由泰兴口岸迁回仪征，但由于多年战乱，仪征县城满目疮痍，无法恢复昔日功能，最终将淮盐总栈改设到瓜洲六濠口。在瓜洲坍江后，迁栈仪征之议终获朝廷批准，淮盐总栈最终落户十二圩，具体由两淮盐政李宗羲、两淮盐运史方浚颐主持开辟。
在《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二)中记载有“按淮南掣盐，前经总督曾国藩因仪河难以修复，改由瓜洲开横河，于六濠口设栈。至因江岸坍塌，署总督张树声，委员屡勘，移于浦新洲，挑复仪河通江故道”。[4]又《[光绪]两淮盐法志》(卷十七)记“张树声详加采访，主迁仪征者十之九，迁别处者十之一，且查同治九年曾国藩曾批商禀，谓场商执意在改泰，运商执意在改仪，两说兼衡，自以改复仪征之旧制为正办等语，是曾国藩首主迁仪，益服老成远见。”[3]
三、十二圩作为清末淮盐集散地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同治十二年（）秋，十二圩两淮盐务总栈设施全部完工。至此，她华丽转身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盐储存中转而迅速崛起的“盐都”。鼎盛时期十二圩淮盐总栈的露天堆场面积就达亩，规模巨大。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光绪年间在十二圩掣验转运的淮盐，年均在40万引（每引斤），约3亿斤左右。以一年天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有多万斤盐在十二圩卸船进堆场存储，或从堆场装船运往盐法规定的“纲岸”和“食岸”销售。同治末年，每年经十二圩中转外销之淮盐约万担，年税收达万银元。[3]
到了民国初年亦数相当，《淮盐纪要》运销卷之十二圩收放盐斤记“扬子栈均招小扛头一人承领，凡用此种盐筹均由小扛头限时雇夫承抬，每架筹每日平均约抬盐90引，合包，故每日放盐多寡均以筹色架数为标准。平均计算每日不过22架之谱。”一天约合抬盐万斤，可见淮盐销额之巨。[5]
不仅如此，十二圩的辉煌从船舶及人口数量中也可见一斑。从十二圩运盐出江的江船，从江心驳盐到岸的驳船，计近只。《淮盐纪要》之编查江船篇记载，“至十三年（年）复经重行编号注册，总共大小江船只。”从内河运盐的帆船，从大海运盐的海轮，论舱容载重，装两大票（0引）以上为大江船，两小票（引）以下为小江船。大江船身长13-14丈，桅高12-13丈，桅杆底径1米，船尾高出江面3丈，中舱舱面可摆酒宴20桌。[5]民间更有“人到十二圩老，船到十二圩小”之说。因盐运的磁场效应，光绪年间最盛时，十二圩盐务兴旺，商业繁荣，人烟稠密，有水陆居民3万户，5华里街市注册商号家，服务盐业人数达5万众，总人口达15万。民国发行的《苏报》称人口达20万。人称“新盐都”、“小上海”。[1]
打开盐业史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占到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两淮的盐税又占到总盐税的一半之多，所谓“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甲午战争失败后，晚清政府的财政支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为了偿还《马关条约》中的赔款，从年起以盐税作担保，向国外举债，从那时起中国盐税的收入已经有一部分被国外金融资本所侵占，再有八国联军年侵华后与中国签订的《庚子赔款》以及到民国时期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至此中国的盐政主权全部落入他手。[6]
十二圩的兴盛辉煌持续六十余载，作为大清帝国税赋的重要来源地，担负起了那个时代以盐税收入还债救国的历史重任。
四、曾国藩的文韬武略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以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署兵部、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同治十一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良、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颗明星，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完人。有这样一副对联高度赞扬了他完美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毛泽东也曾经这样评价过曾国藩：“愚意所谓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异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8]
五、“东南利浦”与“当利浦”
在同治三年（）清朝政府依仗曾国藩的湘军把一个定都于天京的农民起义军彻底消灭的那时起，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十二圩也从此显山露水。
曾国藩手书“东南利浦”之“利浦”即在今安徽和县东南十二里临长江的“当利浦”亦名扬浦，又名沙口堰。
《太平寰宇记》卷和州：“当利浦在州东十二里。本名扬浦，晋龙骧将军王濬平吴，水军扬帆顺流于此而下，王浑以旗招不住，濬报云：风利不得泊，遂先入石头，后因以当利为名。”[9]
《方舆纪要》卷29和州：“当利浦，一名沙口堰，亦大江之别浦也。”[10]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繇遣樊能、于麋东囤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拒术”。
当利口为当利浦入江口，六朝时系长江下游北岸滨江要地。东汉兴平元年(年)，刘繇遣将张英屯此，以拒袁术，吴景。[11]
结论
曾国藩是对晚清两淮盐政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对两淮盐政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熟读兵书、经史子集的他，熟读《三国志》，知道“当利浦”是三国时期安徽和县东部十二里的长江北岸军事要地，考虑了十二圩和当利浦相似的位置和战略地位，才欣然写下这四个大字，寄厚望于十二圩。
作为晚清最后一抹斜阳的经济特区，十二圩一个甲子的繁华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没有慧眼识珠，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断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遨游至今。
国学大师梁启超这样评价自己的先生时这样说过：“然而文正并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俗流。”[12]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7]的他虽没有亲眼见证两淮盐运最后的辉煌，但是他留下的“东南利浦”四个大字却将东南名邑，税赋半天下的仪征十二圩声名远扬。
主要参考文献
[1]薛平等：盐都十二圩，广陵书社，年版。
[2]夏征农：辞海，中华书局，年版
[3]王安定：光绪两淮盐法志，光绪31年刻本，金陵。
[4]方濬颐：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金陵。
[5]林振翰：淮盐纪要，商务印书馆，年。
[6]罗敏：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年版
[7]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
[8]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年版。
[9]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年版。
[10]顾祖禹：方舆纪要，中华书局，年版。
[1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年版。
[12]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年版。
